多年来对大企业在学校的影响进行的各种研究表明，教育工作者越来越担心大公司控制了太多的课程、考试和资源要素。
2015年，美国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出投诉，声称谷歌使用通过谷歌教育计划收集的数据违反了《联邦通信法》第5条。
新南威尔士州教师联合会(NSWTF)2017年的一份报告题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商业化：一项澳大利亚研究”，警告说，商业化越来越多地“蔓延”到公立学校教育中。
一年后，迪肯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名为“PDQ”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向年轻人展示社交媒体收集个人信息的方式。27名参与者的反馈年龄在13-17岁之间，从“令人惊讶”和“令人不安”到“令人毛骨悚然”和“令人担忧”。
最近，也有曝光，例如《大黑客》(2019 年)和《社会困境》(2020 年)，它们研究了我们如何出于邪恶目的破坏我们对“大科技”的信任。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学习科学与教师教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蒂文·刘易斯博士表示， 为大型科技公司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提供了新的机会，这 “将私人利润动机引入公立学校教育”。
刘易斯博士告诉《教育家》：“我认为，在大流行措施的背景下，教育科技政策过度扩张的风险已经大大扩大，包括对学校封锁和远程学习的需求，这增加了对教育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感知[和实际]需求。
“这些应对措施的紧迫性和前所未有的性质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的决定，以确定它们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学校，并制定透明的程序来评估未来的需求。
刘易斯博士说，这些评估过程不仅必须涉及私营教育科技公司，还必须涉及更以公众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学生、教育工作者、学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
“如果我们要让私人行为者参与公共教育，我们必须确保这种参与对公众最有利，并使私人行为者对公众负责，”他说。
刘易斯博士说，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还可以将新形式的自动化思维引入教育，这挑战了人类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决定什么对学校和学生最有利的能力。
“如果学校教育要真正成为一个造福我们整个社会的公共机构，我们必须充分警惕将教育决策和专业知识外包给非教育工作者的危险，无论是人还是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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